每年五月，当南方人惬意地赏花踏青时，不少北方人正在经历一场“会呼吸的痛”。不是雾霾，不是沙尘，而是自家楼下的杨树和柳树。
这些平日里默默撑起城市绿化的老树，一到飞絮季就变成了全城的公敌。漫天白絮钻进鼻孔、糊住眼睛、堆满窗台，随手扔个烟头都可能瞬间引燃一片飞絮。
生活在北方的年轻人连连在社交媒体上拷问：杨柳絮年年把人往崩溃边缘逼，为什么这些“罪魁祸首”还安安稳稳地继续长在街边？
很多人接着追问：为什么国外很少见杨柳絮成灾，偏偏中国北方城市年年上演“五月飞雪”？
事实上，这背后藏着一个很多人不了解的城市绿化账本。
为什么国外的飞絮没这么“疯”？
德国的城市道路两旁栽种的是白桦、椴树、橡树等基本不产飞絮的树种，波恩的樱花大道更是成了闻名世界的城市名片。
澳大利亚的城市热衷于种植蓝花楹，春夏之际整条街被蓝紫色的花海覆盖，花期过后落下的花朵没有飞絮，简单清扫即可处理。
这并不是因为国外没种过杨柳树，而是在早期城市绿化规划时就刻意避开了容易大量飘絮的树种，选择了花期更短、观赏性更高、花粉和飞絮控制更好的树种。
但中国北方的城市，压根没有这样的选择窗口。
这就要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说起了。那个年代的中国北方，城市绿化几乎是从零起步。北京、天津这样的城市，当时最急迫的任务不是“绿化好不好看”，而是“能不能把树种活”。风沙一来，北京城里遮天蔽日，老百姓连窗户都不敢开。
1979年新华社一篇《风沙紧逼北京城》的报道写得很直白：“一旦尘暴袭来，首都上空更是一片灰黄，白昼如同黄昏”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甚至一度宣布北京是“世界沙漠化边缘城市”。
在那种条件下，能快速把城市遮起来、让百姓少吸两口沙子的树，就是好树。杨树和柳树，恰好是那一拨城市绿化最务实的选项。
它们耐旱、耐贫瘠、长得快、树冠大、好养活，在当时极为有限的绿化经费下，靠最低的养护成本撑起了中国北方城市的第一道绿色屏障。
“杨树在北京最高可达30多米，现在北京平均绿化高度才六米多，如果没有这些大树，北京的绿化高度会变得特别扁平。
我们看到的城市天际线，大部分都是杨树撑起来的。”
为什么知道有飞絮还种了那么多雌株？
很多人会接着追问：当年既然知道杨柳树是雌雄异株、只有雌株才飞絮，为什么不直接全种雄株？
这背后有一个当时根本来不及细想的“苗圃经济学”。
在杨柳树的苗圃培育阶段，雌株的生长速度比雄株快得多，树皮更光滑、冠型更漂亮、抗病虫害能力也更强，按市场定价逻辑，谁长得快、谁就卖得快。加上那个年代首要任务是先把树种满、把风沙挡住，至于三四十年后会不会飞絮，不在当时的决策考虑之内。
几十年过去，这批杨柳树已陆续进入成熟期。根据园林绿化部门普查，北京建成区目前仍有约200万株杨柳树雌株，占比达园林绿化乔木总量的5.4%，均已进入飞絮量最大的“壮年期”。
不止北京，天津、郑州等华北城市的杨柳树占乔木总量普遍达到35%到40%。可以说，当年种了多少“功臣树”，如今就有多少“飞絮源”。
为什么不能一砍了之？
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飞絮的雌株全砍了、换成别的树种？
首要原因非常简单——砍了容易，补回来难于登天。园林部门的测算数据很直观：一棵胸径五公分的小树苗，长成当前三四十公分、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，南方大约需要二十年，以秦岭为界的北方至少需要三四十年。如果一次性大砍大伐，北方城市将面临长达数十年的“绿荫真空期”。
更具体的生态账同样不容忽视。一株胸径二十厘米的成年杨树，一年吸收二氧化碳172公斤，释放氧气125公斤，滞尘16公斤；柳树的数据更出色，一年吸收二氧化碳281公斤，释放氧气204公斤，滞尘36公斤。这些生态效能是新种幼树的30倍以上。
连片砍伐飞絮雌株，相当于一次性关停成千上万台“免费生态机器”——短期沙尘将继续加剧，PM10浓度可能明显上升，夏季城市热岛效应进一步凸显，这几笔生态赤字没有一个是可以轻松承受的。
还有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：许多人把过敏的账全算在了杨柳絮头上，但人体主要致敏原往往与飞絮本身无关。杨柳絮主要由木质素和纤维素构成，本身并非典型过敏原。真正引发喷嚏、鼻涕和喉咙刺痒的，是飞絮在飘浮过程中吸附的花粉、灰尘、细菌和真菌。
即便一次清掉所有杨柳树，只要花粉季还在、空气流通规律不变，过敏人群的困扰并不会同步消失。甚至有可能在换上其他致敏性更强的树种后进一步加重问题——法桐的果毛、国槐的花粉，致敏性均远强于杨柳絮，这是全量更新方案里长期被忽视的一个医学陷阱。
飞絮问题到底还有没有解？
既然不能砍，那到底有没有解法？答案是有的，只是需要耐心。飞絮的治理已经在路上，走的是“控增量、减絮量、去存量”的长周期治理路径。
全国各主要城市早已全面禁止新增种植杨柳树雌株。北京从2015年起，所有园林绿化工程已明确规定不再使用杨柳树雌株，新造林项目百分之百采用无絮雄株或新品种。
在此基础上，各地每年春季还对存量雌株集中注射花芽抑制剂。北京采用了改良型凝絮剂，单次喷施可减少单株三分之二左右的飘絮量，同时抑制剂本身可在自然环境中降解，不参与树木生理过程，杨柳树该抽芽抽芽、该长叶长叶。
从长远来看，北方城市正在用“绣花功夫”逐步推进雌株替换——优先替换老弱病残雌株，保留健壮的生态骨架大树，确保城市绿化骨架不至于出现断层。
北京目前已储备二十余万株不飞絮的优良杨柳树苗木，河南省繁育秦白杨无絮品种累计近八百万株，这些苗木储备正是未来更彻底解决飞絮问题的底气所在。
但也要清醒认识到，即便各项措施齐头并进，北方的飞絮季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准时登场，而不是一夜之间彻底消失。
这并非不作为，而是一个数十年前作出的绿化选择在今天必须承担的阵痛——正如北京园林部门所言，飞絮治理“急不得也停不得”。树种更新需要时间，生态平衡需要时间，城市从不完美走向宜居，同样需要时间。
北方的五月飞雪不会永无止境，但在此之前，作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，或许只能学会与这些老树继续共处——戴上口罩，备好过敏药，在漫天白絮中等候那个终将到来的天空干净如水洗一般的夏天。
文章信源：
央广网：《北京多措并举治理飞絮 盘点各国如何合理布局景观植物》
人民网·人民锐评：《“一砍了之”治飞絮？治理既急不得也停不得》
中国环境网：《城市绿化要着眼长远》2026年4月27日
光明网：《为什么不能把北方城市的杨柳树都砍了？真砍了会发生什么？》
北京市园林绿化局：《北京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0126号建议的答复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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